随着2026年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（APEC）“中国年”拉开帷幕，全球目光再度聚焦粤港澳大湾区。今年11月，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深圳隆重举行，这是继2001年上海、2014年北京之后，中国第三次主办此项国际盛事。全年约有300场分布于广州、上海、大连及香港等地的系列活动，而其中一个重头戏APEC财政部长会议，将于10月率先在香港举行。

此次“一会两地”的安排，即深圳主办领导人峰会；香港负责财长会议，除了反映国家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肯定外，更是向全球展示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实力与制度活力。

千载难逢经济外交窗口

对香港而言，这绝不仅是一场为期两天的外交活动，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外交窗口。 

2026年APEC以“建设亚太共同体，促进共同繁荣”为主题，并将“开放、创新、合作”列为三大优先领域，正是对当前时代挑战的有力回应。

选择深圳作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办地，有颇强的象征意义。 据深圳市统计局及海关的统计显示，2025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已逾38,700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5.5%；去年的外贸进出口再创新高、总额达45,500亿元人民币，连续33年蝉联内地城市出口榜首。

从边陲小镇到国际都市，深圳用40多年成就如此骄人成绩，成为向全球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最佳窗口。深港两地仅一河之隔，而“深圳—香港—广州”创新集群已跃居全球第一位，这个“双子城”组合，是中国向世界讲述开放故事的最强底牌。 

“一会两地”创造了APEC少有的双城联动和双重体验。两地不仅是地理上的毗邻，更是制度上的互补——深圳代表创新与制造的速度；香港代表金融与法治的深度。 

这种安排可让全球21个经济体的财金首脑同时体验大湾区“一国两制”的制度优势，见证跨制度、跨领域协同的合作范本。 

展示国际金融中心实力最佳舞台

过去数年，国际舆论场上偶有出现“金融中心遗址”等偏颇谬论，这次的财长会议，正是香港展示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最佳舞台。

与其隔空向国际社会解释香港的优势，不如让各国财金首脑亲自到来置身其中：在普通法制度下讨论跨境投资规则、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中交流政策经验、在全球最高效的金融基建上完成实时交易示范。这种亲身感受所积累的国际口碑，远比任何对外宣传更具说服力。 

此外，APEC全年涵盖贸易、数字经济、交通、旅游、中小企业、能源等约十场专业部长会。香港应主动争取承办或协办相关活动，例如可安排与会者参观河套园区、北部都会区和东莞空港中心等地，让他们亲眼见证“广东制造+香港服务”的粤港协同产业链。

 在品牌塑造方面，2014年北京留下“APEC蓝”的经典品牌记忆，香港也可作此尝试；可利用旅发局16.6亿元的拨款、全新取代“幻彩咏香江”的表演项目，以及5月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，向外展示一个焕然一新的城市形象。

而在人脉网络方面，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汇聚了亚太最顶尖的企业家，就如团结香港基金曾建议，香港可加强与内地出海服务中心合作，在香港设立集中办事处。 

香港亦应动员商界、专业服务界和不同智库，与各国企业领袖建立直接联系，将短期的会议转化为长期的商业人脉。 

办好一场会议只是一个开始，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转化为长期红利。 

为此，可考虑由财政司司长牵头，统筹投资推广署、旅发局、贸发局、金管局和数码港等机构，制定全年“APEC经济外交日程”，确保每一场在港或邻近城市举办的APEC活动，都有对应的香港商业议程配套。

同时，我们可借APEC推进“出海”基建，例如在APEC框架下，推动与更多成员经济体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课税协定，为香港作为“出海第一站”巩固制度基础。

特区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五年发展规划，或许可考虑把APEC“中国年”作为重要时间锚点，明确提出香港的五年规划以APEC为起跳板，将国际经济合作从“一次性办会”，升级为“常态化机制”。

重视“后APEC”遗产规划 

此外，我们更要重视“后APEC”遗产规划。上海2001年催生了浦东的国际化跃升，北京2014年留下了中国主导亚太自贸区的议程，深港APEC的遗产，应当以大湾区成为亚太区最具活力的“双制度经济体”品牌。

建议在峰会后设立“后APEC”办公室，系统性梳理在会议期间达成的商业合作和投资意向，转化为长期落地项目。

回望2014年北京APEC，那一年恰好也是“沪港通”开通之年，香港资本市场从此进入互联互通的全新时代。12年后，领导人会议来到深圳、财长会议来到香港。 

会议有开幕、有闭幕。当全球财金首脑开完峰会、离开香港后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
能否把这次APEC的聚光灯，转化为长期的投资信心和制度优势，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魄力和执行能力，把这黄金机遇变成支撑未来持续发展的长远红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