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国家治理经验 看香港制度
从国家治理经验 看香港制度
近年，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和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况下，愈发显出管治能力下降。政党频繁更替，削弱了政府施政上的连贯性和稳定性，令贫富两极化、气候变化等重大民生议题，难以得到有效回应。其产生的恶性循环——政绩不彰、民意不济、认受性不足——令民粹主义成为主流。
这说明，制度之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形式上的民主和程序上的公义，更在于执政者是否有能力建立共识、统筹资源、持续回应社会需要，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。
国家治理关键 在统筹与落实
从制度来看，我国几十年来高速有序发展，其绩效的确跟西方民主之失效形成强烈对比。以前不少人批评我国制度是中央集权，但经过多年不断改善进步，本人认为香港在制订五年规划之际，也值得认真认识我国今日的治理制度。
国家如此大，程序固然重要，惟却不止在于形式，而在于能否凭藉统筹能力，持续推动发展、回应民生需求、改善社会问题，并在超大规模的运作里维持社会稳定性。
以“十五五”规划为例，它不止是中央向地方发出的一纸行政命令，而是一套在当前日益复杂且充满风险的内外环境中，寻求破局的策略治理方针。这套规划经由多层次参与和反覆讨论修订，过程中不断整合国家战略思维与地方实际情况、吸纳专家建议，还能够兼顾产业需要与社会发展期望。
其民主不等同西方式民主，实际上却涵盖政策研究、意见吸纳、谘询协商、地方试点、基层反馈与后续评估等机制，在决策形成与政策落实过程中，持续整合多方意见、调校方向和结果。
若以绩效来看，国家在治理上确实能够体现相当强的制度特点。就如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智思曾多次分享，他在履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10多年间，亲身见证国家如何围绕既定目标，逐年推进各项重点工作，确保五年规划所定的任务逐步落实，尤其眼见国家成功脱贫、解决空气和水污染等深层社会问题，使他大开眼界，原来五年规划并非纸上谈兵，而是说到做到。反观，以高效见称的香港，在贫富悬殊与环境生态问题上却未见明显改善。
治理能力 须落实到基层
若说五年规划体现的是宏观层面统筹能力，那么国家如何使普罗大众既可在多方面改革里参与其中，又能够得益于改革，且又保持社会稳定呢？2017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》，便是其中一份值得参考的文件。
该文件将城乡社区界定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，强调在政府主导下，以居民需要为本，透过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，建立社区协商机制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这正反映国家把政策治理成效与协商机制挂鈎，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基层治理基础。
中央透过这类指导文件，把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理念作为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依据，地方政府更需在实际施政中贴近居民需要。今天若走进任何一个内地大城市的社区，不难见到政府办公场所向市民开放，欢迎居民入内查询和反映意见。
香港虽然并非采行西方式民主制度，惟传统上一直重视公开谘询与程序公义。这些固然都重要，但其目的未必清晰，而香港的挑战在于行政主导重点为何？它虽并非中央集权，却未能产生所需的施政成效，市民对此也有不少怨言。反之，如何有效建立官民沟通机制，使政府能够与民共议施政，成效才显着呢？所以，我们更需探讨的是：在行政主导制度下，我们要做什么、怎样做，才有助提升施政效能和社会参与？
香港可学到什么
回顾过去，于英治时期，香港采用了不少在英国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再因应本地情况加以调整而实施。其中，殖民管治下的“不干预”思维，更成为根深柢固的施政理念；但到了今天，却成为程序主导为主轴的“被动”官僚文化。
回归以后，政府施政主要体现于行政长官每年施政报告、财政司长预算案，以及个别政策蓝图。惟每年的施政报告始终未能承载长远战略和方向性的指标，加上行政长官任期为5年，施政重点往往较易随着管治班子更替或政务官调动而调整，较难形成具延续性和统筹性的中长期政策方针。
面对愈来愈复杂的内在外在环境，加上港澳特区也成为国策一部分，单靠香港过去被视为“行之有效”的模式，已难以支撑当前日趋激烈竞争格局下所需的战略方针。香港若要建立清晰的发展坐标，既要准确理解和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，也要逐步形成符合自身定位与优势的长策。
把行政主导制度 转化为治理效能优势
顺着这个思路来看，香港若要从国家治理经验中汲取养分，关键是以国策思维努力建设香港，善用行政主导优势，比过去更广泛有效吸纳各方面意见，了解企业和基层痛点，打通部门之间壁垒，并以更强的统筹能力和施政决心发展香港，以更大决心破解深层次对社会之稳定构成隐忧的问题，例如贫穷、老旧楼宇管理等。
首先，政府应带头强化宏观战略性的政策研究，特别是关乎香港未来社会人口结构方面。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宜居城市的基础，而人口结构变化，应由政府持续监察、及早部署，只有先确立清晰的政策方针，方能更系统地检视和调整房屋、教育等社会政策定位与方向，因为人才结构既影响经济发展动能，也涉及移民政策与人口培育等长远布局。
另外，政府也须主动检讨和建立多层次的意见吸纳与社会感知机制。今天香港面对的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复合型社会问题。倘政府只有由上而下的决策，却没有掌握社情与持续对话的机制，就很容易出现“政策初衷正确但社会感受不佳”的落差。
最后，政府需自我提升政策落实与跨部门协调能力。香港不少政策不是没有方向，而是往往在部门分工、执行衔接与责任界面上出现瓶颈。面对五年规划，正需要各部门同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、建立持续检讨与评估机制，令施政由“有想法”走向“做得到”、“落到地”。
总括而言，当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竞争加剧、社会分化加深下，愈来愈显露出管治乏力、政策短视与政治内耗问题，香港更须明白，制度之真正价值从来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能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。未来香港须善用行政主导制度优势，除致力发展经济外，以更大决心破解深层次矛盾，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改善与稳定。
近年，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和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况下，愈发显出管治能力下降。政党频繁更替，削弱了政府施政上的连贯性和稳定性，令贫富两极化、气候变化等重大民生议题，难以得到有效回应。其产生的恶性循环——政绩不彰、民意不济、认受性不足——令民粹主义成为主流。
这说明，制度之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形式上的民主和程序上的公义，更在于执政者是否有能力建立共识、统筹资源、持续回应社会需要，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果。
国家治理关键 在统筹与落实
从制度来看，我国几十年来高速有序发展，其绩效的确跟西方民主之失效形成强烈对比。以前不少人批评我国制度是中央集权，但经过多年不断改善进步，本人认为香港在制订五年规划之际，也值得认真认识我国今日的治理制度。
国家如此大，程序固然重要，惟却不止在于形式，而在于能否凭藉统筹能力，持续推动发展、回应民生需求、改善社会问题，并在超大规模的运作里维持社会稳定性。
以“十五五”规划为例，它不止是中央向地方发出的一纸行政命令，而是一套在当前日益复杂且充满风险的内外环境中，寻求破局的策略治理方针。这套规划经由多层次参与和反覆讨论修订，过程中不断整合国家战略思维与地方实际情况、吸纳专家建议，还能够兼顾产业需要与社会发展期望。
其民主不等同西方式民主，实际上却涵盖政策研究、意见吸纳、谘询协商、地方试点、基层反馈与后续评估等机制，在决策形成与政策落实过程中，持续整合多方意见、调校方向和结果。
若以绩效来看，国家在治理上确实能够体现相当强的制度特点。就如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智思曾多次分享，他在履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10多年间，亲身见证国家如何围绕既定目标，逐年推进各项重点工作，确保五年规划所定的任务逐步落实，尤其眼见国家成功脱贫、解决空气和水污染等深层社会问题，使他大开眼界，原来五年规划并非纸上谈兵，而是说到做到。反观，以高效见称的香港，在贫富悬殊与环境生态问题上却未见明显改善。
治理能力 须落实到基层
若说五年规划体现的是宏观层面统筹能力，那么国家如何使普罗大众既可在多方面改革里参与其中，又能够得益于改革，且又保持社会稳定呢？2017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》，便是其中一份值得参考的文件。
该文件将城乡社区界定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，强调在政府主导下，以居民需要为本，透过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，建立社区协商机制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这正反映国家把政策治理成效与协商机制挂鈎，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基层治理基础。
中央透过这类指导文件，把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理念作为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依据，地方政府更需在实际施政中贴近居民需要。今天若走进任何一个内地大城市的社区，不难见到政府办公场所向市民开放，欢迎居民入内查询和反映意见。
香港虽然并非采行西方式民主制度，惟传统上一直重视公开谘询与程序公义。这些固然都重要，但其目的未必清晰，而香港的挑战在于行政主导重点为何？它虽并非中央集权，却未能产生所需的施政成效，市民对此也有不少怨言。反之，如何有效建立官民沟通机制，使政府能够与民共议施政，成效才显着呢？所以，我们更需探讨的是：在行政主导制度下，我们要做什么、怎样做，才有助提升施政效能和社会参与？
香港可学到什么
回顾过去，于英治时期，香港采用了不少在英国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再因应本地情况加以调整而实施。其中，殖民管治下的“不干预”思维，更成为根深柢固的施政理念；但到了今天，却成为程序主导为主轴的“被动”官僚文化。
回归以后，政府施政主要体现于行政长官每年施政报告、财政司长预算案，以及个别政策蓝图。惟每年的施政报告始终未能承载长远战略和方向性的指标，加上行政长官任期为5年，施政重点往往较易随着管治班子更替或政务官调动而调整，较难形成具延续性和统筹性的中长期政策方针。
面对愈来愈复杂的内在外在环境，加上港澳特区也成为国策一部分，单靠香港过去被视为“行之有效”的模式，已难以支撑当前日趋激烈竞争格局下所需的战略方针。香港若要建立清晰的发展坐标，既要准确理解和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，也要逐步形成符合自身定位与优势的长策。
把行政主导制度 转化为治理效能优势
顺着这个思路来看，香港若要从国家治理经验中汲取养分，关键是以国策思维努力建设香港，善用行政主导优势，比过去更广泛有效吸纳各方面意见，了解企业和基层痛点，打通部门之间壁垒，并以更强的统筹能力和施政决心发展香港，以更大决心破解深层次对社会之稳定构成隐忧的问题，例如贫穷、老旧楼宇管理等。
首先，政府应带头强化宏观战略性的政策研究，特别是关乎香港未来社会人口结构方面。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宜居城市的基础，而人口结构变化，应由政府持续监察、及早部署，只有先确立清晰的政策方针，方能更系统地检视和调整房屋、教育等社会政策定位与方向，因为人才结构既影响经济发展动能，也涉及移民政策与人口培育等长远布局。
另外，政府也须主动检讨和建立多层次的意见吸纳与社会感知机制。今天香港面对的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复合型社会问题。倘政府只有由上而下的决策，却没有掌握社情与持续对话的机制，就很容易出现“政策初衷正确但社会感受不佳”的落差。
最后，政府需自我提升政策落实与跨部门协调能力。香港不少政策不是没有方向，而是往往在部门分工、执行衔接与责任界面上出现瓶颈。面对五年规划，正需要各部门同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、建立持续检讨与评估机制，令施政由“有想法”走向“做得到”、“落到地”。
总括而言，当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竞争加剧、社会分化加深下，愈来愈显露出管治乏力、政策短视与政治内耗问题，香港更须明白，制度之真正价值从来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能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。未来香港须善用行政主导制度优势，除致力发展经济外，以更大决心破解深层次矛盾，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改善与稳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