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國家治理經驗 看香港制度
從國家治理經驗 看香港制度
近年，西方民主制度在經濟競爭日益激烈和社會嚴重分化的情况下，愈發顯出管治能力下降。政黨頻繁更替，削弱了政府施政上的連貫性和穩定性，令貧富兩極化、氣候變化等重大民生議題，難以得到有效回應。其產生的惡性循環——政績不彰、民意不濟、認受性不足——令民粹主義成為主流。
這說明，制度之真正價值不僅在於形式上的民主和程序上的公義，更在於執政者是否有能力建立共識、統籌資源、持續回應社會需要，並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成果。
國家治理關鍵 在統籌與落實
從制度來看，我國幾十年來高速有序發展，其績效的確跟西方民主之失效形成強烈對比。以前不少人批評我國制度是中央集權，但經過多年不斷改善進步，本人認為香港在制訂五年規劃之際，也值得認真認識我國今日的治理制度。
國家如此大，程序固然重要，惟卻不止在於形式，而在於能否憑藉統籌能力，持續推動發展、回應民生需求、改善社會問題，並在超大規模的運作裏維持社會穩定性。
以「十五五」規劃為例，它不止是中央向地方發出的一紙行政命令，而是一套在當前日益複雜且充滿風險的內外環境中，尋求破局的策略治理方針。這套規劃經由多層次參與和反覆討論修訂，過程中不斷整合國家戰略思維與地方實際情况、吸納專家建議，還能夠兼顧產業需要與社會發展期望。
其民主不等同西方式民主，實際上卻涵蓋政策研究、意見吸納、諮詢協商、地方試點、基層反饋與後續評估等機制，在決策形成與政策落實過程中，持續整合多方意見、調校方向和結果。
若以績效來看，國家在治理上確實能夠體現相當強的制度特點。就如團結香港基金主席陳智思曾多次分享，他在履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10多年間，親身見證國家如何圍繞既定目標，逐年推進各項重點工作，確保五年規劃所定的任務逐步落實，尤其眼見國家成功脫貧、解決空氣和水污染等深層社會問題，使他大開眼界，原來五年規劃並非紙上談兵，而是說到做到。反觀，以高效見稱的香港，在貧富懸殊與環境生態問題上卻未見明顯改善。
治理能力 須落實到基層
若說五年規劃體現的是宏觀層面統籌能力，那麼國家如何使普羅大眾既可在多方面改革裏參與其中，又能夠得益於改革，且又保持社會穩定呢？2017年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印發的《關於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》，便是其中一份值得參考的文件。
該文件將城鄉社區界定為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，強調在政府主導下，以居民需要為本，透過多方參與和共同治理，建立社區協商機制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。這正反映國家把政策治理成效與協商機制掛鈎，將宏觀政策轉化為基層治理基礎。
中央透過這類指導文件，把「以人民為中心」理念作為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的重要依據，地方政府更需在實際施政中貼近居民需要。今天若走進任何一個內地大城市的社區，不難見到政府辦公場所向市民開放，歡迎居民入內查詢和反映意見。
香港雖然並非採行西方式民主制度，惟傳統上一直重視公開諮詢與程序公義。這些固然都重要，但其目的未必清晰，而香港的挑戰在於行政主導重點為何？它雖並非中央集權，卻未能產生所需的施政成效，市民對此也有不少怨言。反之，如何有效建立官民溝通機制，使政府能夠與民共議施政，成效才顯著呢？所以，我們更需探討的是：在行政主導制度下，我們要做什麼、怎樣做，才有助提升施政效能和社會參與？
香港可學到什麼
回顧過去，於英治時期，香港採用了不少在英國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再因應本地情况加以調整而實施。其中，殖民管治下的「不干預」思維，更成為根深柢固的施政理念；但到了今天，卻成為程序主導為主軸的「被動」官僚文化。
回歸以後，政府施政主要體現於行政長官每年施政報告、財政司長預算案，以及個別政策藍圖。惟每年的施政報告始終未能承載長遠戰略和方向性的指標，加上行政長官任期為5年，施政重點往往較易隨着管治班子更替或政務官調動而調整，較難形成具延續性和統籌性的中長期政策方針。
面對愈來愈複雜的內在外在環境，加上港澳特區也成為國策一部分，單靠香港過去被視為「行之有效」的模式，已難以支撐當前日趨激烈競爭格局下所需的戰略方針。香港若要建立清晰的發展坐標，既要準確理解和主動對接國家發展大局，也要逐步形成符合自身定位與優勢的長策。
把行政主導制度 轉化為治理效能優勢
順着這個思路來看，香港若要從國家治理經驗中汲取養分，關鍵是以國策思維努力建設香港，善用行政主導優勢，比過去更廣泛有效吸納各方面意見，了解企業和基層痛點，打通部門之間壁壘，並以更強的統籌能力和施政決心發展香港，以更大決心破解深層次對社會之穩定構成隱憂的問題，例如貧窮、老舊樓宇管理等。
首先，政府應帶頭強化宏觀戰略性的政策研究，特別是關乎香港未來社會人口結構方面。經濟發展不能脫離宜居城市的基礎，而人口結構變化，應由政府持續監察、及早部署，只有先確立清晰的政策方針，方能更系統地檢視和調整房屋、教育等社會政策定位與方向，因為人才結構既影響經濟發展動能，也涉及移民政策與人口培育等長遠佈局。
另外，政府也須主動檢討和建立多層次的意見吸納與社會感知機制。今天香港面對的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複合型社會問題。倘政府只有由上而下的決策，卻沒有掌握社情與持續對話的機制，就很容易出現「政策初衷正確但社會感受不佳」的落差。
最後，政府需自我提升政策落實與跨部門協調能力。香港不少政策不是沒有方向，而是往往在部門分工、執行銜接與責任界面上出現瓶頸。面對五年規劃，正需要各部門同步建立時間表路線圖、建立持續檢討與評估機制，令施政由「有想法」走向「做得到」、「落到地」。
總括而言，當西方民主制度在經濟競爭加劇、社會分化加深下，愈來愈顯露出管治乏力、政策短視與政治內耗問題，香港更須明白，制度之真正價值從來不在於形式，而在於能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成果。未來香港須善用行政主導制度優勢，除致力發展經濟外，以更大決心破解深層次矛盾，讓市民真正感受到發展帶來的改善與穩定。
近年，西方民主制度在經濟競爭日益激烈和社會嚴重分化的情况下，愈發顯出管治能力下降。政黨頻繁更替，削弱了政府施政上的連貫性和穩定性，令貧富兩極化、氣候變化等重大民生議題，難以得到有效回應。其產生的惡性循環——政績不彰、民意不濟、認受性不足——令民粹主義成為主流。
這說明，制度之真正價值不僅在於形式上的民主和程序上的公義，更在於執政者是否有能力建立共識、統籌資源、持續回應社會需要，並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成果。
國家治理關鍵 在統籌與落實
從制度來看，我國幾十年來高速有序發展，其績效的確跟西方民主之失效形成強烈對比。以前不少人批評我國制度是中央集權，但經過多年不斷改善進步，本人認為香港在制訂五年規劃之際，也值得認真認識我國今日的治理制度。
國家如此大，程序固然重要，惟卻不止在於形式，而在於能否憑藉統籌能力，持續推動發展、回應民生需求、改善社會問題，並在超大規模的運作裏維持社會穩定性。
以「十五五」規劃為例，它不止是中央向地方發出的一紙行政命令，而是一套在當前日益複雜且充滿風險的內外環境中，尋求破局的策略治理方針。這套規劃經由多層次參與和反覆討論修訂，過程中不斷整合國家戰略思維與地方實際情况、吸納專家建議，還能夠兼顧產業需要與社會發展期望。
其民主不等同西方式民主，實際上卻涵蓋政策研究、意見吸納、諮詢協商、地方試點、基層反饋與後續評估等機制，在決策形成與政策落實過程中，持續整合多方意見、調校方向和結果。
若以績效來看，國家在治理上確實能夠體現相當強的制度特點。就如團結香港基金主席陳智思曾多次分享，他在履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10多年間，親身見證國家如何圍繞既定目標，逐年推進各項重點工作，確保五年規劃所定的任務逐步落實，尤其眼見國家成功脫貧、解決空氣和水污染等深層社會問題，使他大開眼界，原來五年規劃並非紙上談兵，而是說到做到。反觀，以高效見稱的香港，在貧富懸殊與環境生態問題上卻未見明顯改善。
治理能力 須落實到基層
若說五年規劃體現的是宏觀層面統籌能力，那麼國家如何使普羅大眾既可在多方面改革裏參與其中，又能夠得益於改革，且又保持社會穩定呢？2017年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印發的《關於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》，便是其中一份值得參考的文件。
該文件將城鄉社區界定為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，強調在政府主導下，以居民需要為本，透過多方參與和共同治理，建立社區協商機制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。這正反映國家把政策治理成效與協商機制掛鈎，將宏觀政策轉化為基層治理基礎。
中央透過這類指導文件，把「以人民為中心」理念作為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的重要依據，地方政府更需在實際施政中貼近居民需要。今天若走進任何一個內地大城市的社區，不難見到政府辦公場所向市民開放，歡迎居民入內查詢和反映意見。
香港雖然並非採行西方式民主制度，惟傳統上一直重視公開諮詢與程序公義。這些固然都重要，但其目的未必清晰，而香港的挑戰在於行政主導重點為何？它雖並非中央集權，卻未能產生所需的施政成效，市民對此也有不少怨言。反之，如何有效建立官民溝通機制，使政府能夠與民共議施政，成效才顯著呢？所以，我們更需探討的是：在行政主導制度下，我們要做什麼、怎樣做，才有助提升施政效能和社會參與？
香港可學到什麼
回顧過去，於英治時期，香港採用了不少在英國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再因應本地情况加以調整而實施。其中，殖民管治下的「不干預」思維，更成為根深柢固的施政理念；但到了今天，卻成為程序主導為主軸的「被動」官僚文化。
回歸以後，政府施政主要體現於行政長官每年施政報告、財政司長預算案，以及個別政策藍圖。惟每年的施政報告始終未能承載長遠戰略和方向性的指標，加上行政長官任期為5年，施政重點往往較易隨着管治班子更替或政務官調動而調整，較難形成具延續性和統籌性的中長期政策方針。
面對愈來愈複雜的內在外在環境，加上港澳特區也成為國策一部分，單靠香港過去被視為「行之有效」的模式，已難以支撐當前日趨激烈競爭格局下所需的戰略方針。香港若要建立清晰的發展坐標，既要準確理解和主動對接國家發展大局，也要逐步形成符合自身定位與優勢的長策。
把行政主導制度 轉化為治理效能優勢
順着這個思路來看，香港若要從國家治理經驗中汲取養分，關鍵是以國策思維努力建設香港，善用行政主導優勢，比過去更廣泛有效吸納各方面意見，了解企業和基層痛點，打通部門之間壁壘，並以更強的統籌能力和施政決心發展香港，以更大決心破解深層次對社會之穩定構成隱憂的問題，例如貧窮、老舊樓宇管理等。
首先，政府應帶頭強化宏觀戰略性的政策研究，特別是關乎香港未來社會人口結構方面。經濟發展不能脫離宜居城市的基礎，而人口結構變化，應由政府持續監察、及早部署，只有先確立清晰的政策方針，方能更系統地檢視和調整房屋、教育等社會政策定位與方向，因為人才結構既影響經濟發展動能，也涉及移民政策與人口培育等長遠佈局。
另外，政府也須主動檢討和建立多層次的意見吸納與社會感知機制。今天香港面對的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複合型社會問題。倘政府只有由上而下的決策，卻沒有掌握社情與持續對話的機制，就很容易出現「政策初衷正確但社會感受不佳」的落差。
最後，政府需自我提升政策落實與跨部門協調能力。香港不少政策不是沒有方向，而是往往在部門分工、執行銜接與責任界面上出現瓶頸。面對五年規劃，正需要各部門同步建立時間表路線圖、建立持續檢討與評估機制，令施政由「有想法」走向「做得到」、「落到地」。
總括而言，當西方民主制度在經濟競爭加劇、社會分化加深下，愈來愈顯露出管治乏力、政策短視與政治內耗問題，香港更須明白，制度之真正價值從來不在於形式，而在於能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成果。未來香港須善用行政主導制度優勢，除致力發展經濟外，以更大決心破解深層次矛盾，讓市民真正感受到發展帶來的改善與穩定。
